黔桂交界的大山深处，布依族乡村女医生黄跃琼１０年坚守小寨诊所，呵护一方百姓健康——

　　小寨诊所：“我们都愿意找她看病”

　　2009年12月13日中午，虽然已进入寒冬时节，但南盘江河谷的安龙县德卧镇郎行村长田组依然是艳阳高照，炙热的阳光下，人们纷纷穿上短袖衬衫。在贵州和广西两省区交界的界碑旁，乡村医生黄跃琼开的简易诊所同样热闹，诊所前的院子树阴下，坐满了20多个正在输液的病人。“黄医生，我的液快输完了！”、“我要抓点药”……在此起彼伏的叫唤声中，33岁的黄跃琼忙得不可开交。“这段时间气候变化反复，平时加减衣物要小心。”麻利地从药品中倒出药粒，她细心地提醒着病人。

　　“这段时间早晚温差大，得感冒和腹泻的人特别多，从早上8点过一直忙到现在，还没有歇口气呢。”一直忙着看病的黄跃琼略显疲惫。“这些多数是对岸广西隆林过来的病人，他们看完病还得往回赶，所以中午一般是最忙的时候。”见无暇招呼记者，她的话语里充满着不安与歉意。

　　目睹坐满院坝的病人，黄跃琼充满倦意的脸庞始终挂着喜悦的微笑。在11年前，刚到郎行村开诊所时，她并没有预料到自己会成为这么多人信任的医生。1998年，自费到黔西南州卫校学医的黄跃琼与丈夫一道，来到与广西交界的布依村寨郎行村，以每年几十元的租金租赁江边的一块空地，搭建一间简易房屋开起了自己的诊所。从此，这名布依族女乡村医生开始在这个两省区交界的布依族村寨里，守护着村里及周边上千名布依族群众的生命健康。

　　郎行村是布依族村寨，村里至今还有部分老人还不会讲汉话。虽然也是布依族，但黄跃琼却不会讲布依族语言。刚来那段时间，村民对这个外地来的年轻女医生显然没有太多信任，加上语言交流障碍，使黄跃琼的诊所一度陷入困境之中。“每天没有几个人来看病，只能卖一点药勉强维持。”黄跃琼意识到，要让当地的乡亲们接受自己，需要加倍地付出努力。此后的时间，她踏遍了郎行村的山山水水，不管哪家有病人，立即赶上门诊治。凭着高度的责任心和合理的收费，黄跃琼的诊所逐渐红火，名声也越来越大，如今，除了郎行村及周边的村寨外，就连邻近的广西隆林县也有不少人慕名前来她的诊所治病。

　　“收费不贵，医术也好。”从10多公里外的地方赶班车过来的广西病人李萍提起黄跃琼，连声夸赞：“我们那一带的大人小孩生病，都愿意找她看病。”

　　“价钱便宜和责任心强，是农村诊所吸引病人最好的法宝，要不然，别人不会来这里看病的。”黄跃琼说道。

　　乡村天使：实现农民“小病不出村镇”

　　趁黄跃琼为病人打针的间隙，记者仔细参观了她的诊所，这是用木板搭成的大约60平方米的简易房屋，看上去歪歪斜斜，房屋被隔成两间，一间是药房，另一间是住所。“房子太窄了，人多了挤不下，打针输液只好在院坝里。”黄跃琼无奈地说。

　　“我们虽然没有拿国家的工资，但却是当地农民少不了的人。”长期以来，乡村医生作为我国县、乡、村三级卫生医疗体系的网底，肩负着为农村提供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的重要职责，实现农民“小病不出村镇”的希望，就寄托在他们的身上。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我国乡村医生承担了农村地区60%～70%的门诊服务，因承担着农村计划免疫、疫情报告、妇幼保健、计划生育、健康教育、卫生信息登记等大量基层公共卫生服务。因此，乡村医生也经常被誉为“乡村天使”。

　　郎行村经过合并，现有人口2000多人。由于地处南盘江河畔，离安龙县城有60多公里，山高谷深，出行不便，当地农民生病后一般都选择就近医治，因此，行医的黄跃琼成为当地农民健康的守护神。在一些少数民族居住地，农民生病后首先并不是选择到医疗机构医治，而是喜欢用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手段“除病”。黄跃琼来到郎行村之初，这种风气还相当盛行。“农民不是病得实在不行了，不会轻易找医生，来看病的人只要在手臂上拴有茅草，就是之前用过迷信手段除病的”。让她记忆深刻的是当地一个小女孩得了急性阑尾炎，家人没有及时送医院，而是在家里用迷信方法医治，不久病情加重，等黄跃琼知道消息赶去救治，小女孩已经死去。

　　不过让黄跃琼感到欣慰的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医疗卫生常识的普及，当地农民的观念也逐渐改变。如今，相信封建迷信的人越来越少，大多数农民生病了都会找医生医治。“要不然我的诊所早就开不下去喽！”她风趣地说。

　　在10余年的乡村医生生涯中，最让黄跃琼感到自豪的是：多次参与了当地疾病防控工作。2003年春季，在非典防治工作中，地处省界上的郎行村是广西进入我省的门户之一，黄跃琼的诊所成为防控工作的前沿阵地，防控压力相当大。“看着过往的行人，我们都很紧张。”黄跃琼告诉记者，为抗击非典，县卫生局等部门派人在诊所里蹲点了3个多月，她每天除了为工作人员做饭外，还要与工作人员一道，为过往的行人量体温，走村入户排查病情，一旦发现咳嗽发烧的病人就及时进行诊断。2009年冬天，甲型H1N1流感开始流行，黄跃琼又投入到疾病防御工作中。“只要发现有发烧症状的病人，诊所都会记录，并及时向县卫生局通报情况。”值得庆幸的是，几个月来，当地还没有发现一例甲型H1N1流感患者。

　　因多年来扎根农村，服务群众，为提升农村基层卫生事业，保障农民健康作出突出贡献，2008年，黄跃琼被省卫生厅评为全省优秀乡村医生。

　　10年坚守：“这里的老百姓离不开我”

　　“乡村医生普遍面临着待遇低、医疗设备差、职业风险大的困扰。”在采访中，黄跃琼道出自己多年从业心得。

　　虽然眼下诊所生意不错，好的时候每个月有5000多块的收入，但黄跃琼依然时常对未来感到担忧：“我们只能靠就诊和卖药获得收入，没有固定的工资收入，也没有养老保险，诊所一旦生意淡了，真不知道该如何才好。”她的话语中隐约透露出不安和焦虑。

　　行医风险也是黄跃琼心头最大的担忧。“每次看病都提心吊胆，不得不小心谨慎面对每一个病人，怕过敏、怕休克、更怕出事故。”她坦言，随着从业时间增多，越来越感觉到医学知识的不足，遇到一些疑难杂症，只好翻书寻找治疗方法。“很想有机会去深造一下，就是没时间和机会。”黄跃琼告诉记者，虽然自己每年都要到县里参加一两次学习培训，但都是一些常规内容，对提升自身的医疗能力作用不大。

　　由于财力有限，很难凭借行医来积累资金进行必要的器械和设备改善，导致诊所的医疗条件在低水平徘徊。黄跃琼无奈地说，一般情况下，乡村医生的药箱里常常装的只有治疗感冒、发烧、咳嗽的常用药，一支针筒、一只温度计、一块纱布、一瓶消毒药水就是大多乡村医生的全部装备。“好的药即使买来了，农民也不敢用，用不起。”

　　“因为缺乏医疗技术和设备，乡村医生只能看感冒、发烧之类的小病小痛，偶尔也做一些小手术，稍微大一点手术根本不敢做。遇到病情严重的病人，只好劝说转到条件好点的医院治疗，要是遇到一些危重病人，更是束手无策。”在黄跃琼心头，至今还留有一段阴影：几年前，郎行村长田组50多岁的韦向华老人长期患有严重的高血压，由于贫困，长期不能按时吃药。一天晚上，黄跃琼接到老人病危的消息，赶紧背上药箱往病人家里赶，测量血压已高达260，由于距县城路途遥远，送往县医院已来不及。然而没有必需的药品，看到老人异常痛苦的表情，黄跃琼虽然急得掉眼泪，却是无能为力，最后只好眼睁睁看着老人痛苦地离世。“当时要是有一些简单的急救药品和设施，老人或许还能抢救过来。”回想这段往事，黄跃琼心情沉重。

　　“早上8点钟不到就有人来看病，一直到晚上才得到休息，累得很！”黄跃琼不时抱怨道。随着病人逐渐增多，加上要照顾年幼的小孩，实在忙不过来，她把当过30多年“赤脚医生”的婆婆王正香也叫来诊所帮忙。同时动员丈夫罗贞理自学考试，争取拿到医士资格。眼下，罗贞理正在参加卫生部门组织的培训，通过考试后有望能拿到相应的职业资格认证。

　　去年，郎行村卫生室修建竣工，村里见黄跃琼的诊所条件简陋，便将卫生室提供给她使用。由于河谷地段常年气候炎热，卫生室内温度很高，许多药品不能存放，黄跃琼还是把药房搬回简易房内。因为简易房透风，而且前面有树木还可以遮阴。目前，村卫生室除了两间用作临时病房外，其余的基本闲置。“没办法，没钱买药品储存设备，只有将就老房子了。”黄跃琼说。

　　与大多数乡村医生一样，欠账多同样是黄跃琼面临的一个尴尬难题。“乡里乡亲的，抬头不见低头见，遇到有困难的人，不可能没有钱就不给他看病，有些人差几块钱也是常事。”黄跃琼告诉记者，诊所每年都要减免几百元的医药费，如今，手上还有1000多块钱的死账、呆账无法收回。

　　“不管怎样，我都会一直坚持下去的，因为我很热爱这份职业，这里的老百姓离不开我。”谈及未来打算，黄跃琼话语坚决。

　　记者手记：留住乡村医生

　　采访黄跃琼时，这是记者第二次采访乡村医生。

　　前一次采访在4年多前，对象是从江县乡村医生李春燕，一个因为新闻报道而出名的人，还曾被评为“感动中国人物”。虽然两次采访时间相隔几年，对象的条件也不完全相同，但无论是在采访过程中还是写稿时，心情却是相似的，那就是在感动的同时还有一些沉重。

　　有关机构对乡村医生进行专门调查后指出，目前乡村医生普遍存在有这样的心愿：首先期盼能有机会到上级卫生机构或专业院校进修；其次期盼国家政策进一步向基层倾斜。虽然近几年来国家对乡村卫生投入很大，但乡村卫生条件总体上来说还不高，盼望国家在设备投入和经费投入上给予倾斜；再次，受医疗技术和条件限制，特别害怕出现医患纠纷；最后盼望能解决退休养老等后顾之忧。“和乡村医生同时诞生的民办教师不少人都已经转正，生活有了保障，我们这些乡村医生一旦没有病人了，收入也就没有了，也许最基本生活保障都谈不上了，到时才不晓得该咋个办。”就算“生意”比较好的黄跃琼，在采访中也不时流露出这种忧虑。

　　虽然黄跃琼坚称自己无论如何也不会放弃乡村医生职业，但她向记者透露的信息还是添增了记者的担忧：10年前与自己同时出道当乡村医生的卫校同学中，已有一半改行了，收入低是主要原因。离开黄跃琼的诊所时，已是夜晚，汽车在南盘江边蜿蜒曲折的公路上爬行了很久，才回到县城。回想白天里挤满患者的小诊所，记者有一丝担忧：要是哪一天这个江边的诊所消失了，这里的人们会赶两个多小时的车程，到县城里看病吗？

　　直到入睡，答案也没有想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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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村医生最初叫“赤脚医生”，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由于当时农村卫生条件极其恶劣，各种疾病肆意流行，在严重缺少药品的情况下，政府部门提出把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赤脚医生。

　　根据2004年1月1日起实行的《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乡村医生经过相应的注册及培训考试后，正式执照营业。我国目前有乡村医生近百万人，而与他们紧密相连的却是8亿农村人口。目前，我省共有乡村医生近28000名。去年底，省乡村医生中专学历教育项目启动仪式在贵阳医学院举行，计划对5000名尚未取得医学中专学历的乡村医生进行为期3年的学历培训。项目开启了我省乡村医生培训的先河，标志着我省加强农村基层卫生人才队伍建设迈出坚实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