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

    乔德龙，1941年生于贵州长顺县。曾任贵州省美术家协会理事，贵州省中国人物画艺委会理事；海南省书画院聘任画师，中国当代书画艺术研究会名誉会长。现任中央统战部台湾会馆书画馆顾问、季羡林国际文化研究院研究员、海南省玉蟾书画院院长。

《织锦图》 乔德龙 作

    今年3月18日，在三亚首次举办的“2010博鳌国际旅游论坛”上，来自全球百余个国家的三千多位各界政要，同时接到了一份代表海南文化形象的礼品——《五指山之歌》八幅组画明信片。这组画的作者就是黔籍画家乔德龙。

    乔老的名字，在海南省艺术界广为人知。去年6月，新落成的海南省博物馆新馆举办的第一场个人画展，便是“乔德龙中国画暨捐赠作品展”。2001年，从海南省博物馆馆长任上退休的乔老闭门谢客，隐居十年潜心画事，终以这次轰动全省的个展完美“复出”。而个展中《舒心话》、《磨坊的女儿》、《赶坊归来》等作品，贵州艺术界并不陌生：1989年移居海南之前，生于贵州的乔先生长于斯、学于斯，并凭借这三幅作品入选1984年的“第六届全国美展”，一举成名。

    上周五，乔德龙受邀携艺术硕果回故乡举行首次作品展，“天涯醉乡情”的个展名，表明身处天涯海角的他与故乡的距离，在乡情与艺术的地图上并不遥远。

    “双行道”上的苦行僧

    “吾自幼喜书画却误习了中文，故视中文为画外功夫。戏称自己为票友。吾八五年入全国美协，后又晋高职。吾玩票倾注心血耶！”在一方印章的边款上，乔老对自己的艺术生涯作了如上的概括。而这也意味着，与大多数画家们的不同，他无缘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在倾心的绘画上。

    “德龙君是学中文的，曾当过文化馆长、文化局长、文化处长、海南省博物馆馆长，一直从事文化工作，虽然只是一种与美术沾边的事儿，但这是他的职责所在，立身之道，必须鼎力去做好。他却又自讨苦吃，将自幼酷爱的绘画纳为又一条苦寂之道，并为之倾注了毕生的心血。因其如此，寸阴必争，他常常在节假日里把自己关在画室里，一连数日足不出户。所以他在绘画上有寸许的所得都需要超常的付出，直到现在退休了才双道并一道，回到自己一生为之奋斗的绘画上来，全身心倾注于中国画的求索。此君是苦行僧。”著名出版家、香港汉荣书局创办人石景宜对好友处境的论述，可谓知心之言。

    乔德龙注定要在讲究“伦理道德”的儒家与“艺术精神”的道、释这“双行道”上矻矻奋斗。

    个中辛劳可想而知，尤其是在十年寒窗无人问的阶段。1984年，中国画《舒心话》、连环画《磨坊的女儿》和年画《赶坊归来》同时入选“第六届全国美展”，三个画种的背后有一个相同的、较陌生的名字：乔德龙。这位在贵州长顺县“潜伏”了25年的画家，顿时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为了这三幅画，我瘦了14斤，用上了前半生积累的所有能量。”他感慨万千。从幼稚园的“涂鸦”开始，他心中便种下了一颗绘画的种子，并执着地用时间和心血浇灌。从未拜师学艺，全靠内心信念，“哪怕是‘文革’期间，我也从未放弃。”这颗种子在偏远山区的缝隙里，终于破土、发芽、开花。但那一年，他最自豪的不是自身的成就，“当时，一个地级市能有一件作品进全国美展都算好成绩，作为偏远贫困县的长顺那年一共有五幅作品入选。”除去他的三幅，另两幅是他亦徒亦友的画家所作。乔德龙为当地的艺术创作营造了一个环境，并在一代接一代的传承中逐渐形成了文化传统，从中走出的著名山水画家熊红钢、实力派画家徐飞等都是他的学生。

    “儒家有所谓的理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画家首先是一个植根于儒家传统的人，在安身立命的同时，脚接地气了，画作才有生命力；同时画家要有相应的社会担当，关注生活在大地上的父老乡亲，营造艺术氛围……”乔老说，他不断地用手中的画笔记录并创作出再现家乡变化与各族同胞美好生活的作品，如反映社会变化的《纪实》与《春消息》，以及反映农民生活变化的《绿挎包年代》与《新挎包》等作品。

    1989年，乔德龙放下在贵州日隆的名声，举家移居海南并位至海南省博物馆馆长。“以‘贵州现象’为代表的贵州美术，在全国美术标杆上绝对高于海南。”对当时的选择，他说，人挪活，树挪死，所有生物中最好的往往异地嫁接的。艺术的异地嫁接，很可能碰撞出更好的东西来。而且艺术需要对比，到海南看到一望无垠的“海洋文化”后，原本熟悉的贵州“山地文化”会在对比中重新焕发新意来。“21年后再回家乡，自己的作品无论是在造型、构图的笔墨趣味上，还是人生意境上，应该说都上了一个台阶。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求索是一个热爱事业的人所必须拥有的状态。”
 

《蓬莱仙踪》 乔德龙 作

    画画其实是在做学问

    “笔墨是中国画的核心价值，除了作为中国画造型的主要手段外，还有着相对独立的视觉审美特性，同时被赋予了丰富的中国文化的内涵，任何一位中国画家都绕不开的问题，凡中国画史上有成就者，无不倾注其毕生精力而修炼之。”乔德龙的笔墨，也经历了从“造型、构图”的写实境界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写意境界的变化。

    在长顺时期，他画过八部连环画，为以后主攻人物画打下了造型和构图的基础，“因为一部连环画可能涉及到几百个人物，在不同的场合下，人物的神情、构图都应随着故事情节变化，而且同一个人物要在变化中不变，即内在的精神特质。而且连环画的人物只有一个指甲大小，非常考验画家对人物造型、构图以及特质的把握。”难怪《人民美术》总编辑李人毅先生评价道：“乔德龙的画凝炼概括，经得起缩小，《十八罗汉》手卷人像缩至米粒大小的头部形象仍然生动传神；乔德龙的作品更经得起放大，他的人物画具有放大后造型不松散结构更严谨的重要特征。”

    在画《十八罗汉》时，乔老受佛经《法住记》“现种种形，隐蔽圣仪，同常凡众”的启示，想到尊者的形象是自己内心的外化。“所以我画的十八罗汉尊者常有变化，此乃心得也。”他逐渐领悟到“笔墨不应为形式所困，我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幻化出自己的形，画自己的感悟。”因而在为佛门泰斗释本焕大师画像时，他在大师的眉上凭空添上几须白眉，本焕大师的高徒们见画均说有罗汉像，大处着眼有形似，小处写意有神似。

    乔老的绘画融入了“书法的写意性”，“人物的手、脸等处，都是我悬起整个手臂书写出来的，而非描出来的。描有匠气。所以我不是画画，我是写画。”他试图以笔墨的节奏、疏密、强弱、高低、快慢画出人物精神。“仅形似而不能进去把握住对象的精神、性情，画便是死的。这不仅是笔墨问题，更关乎书画家的修养问题。”乔老说，“中国画是在自由的精神状态下做严谨的学问。越往高处走，越往中国传统文化上靠。人对整体的文化精神把握到何种程度，就可达到什么境界。这是一辈子的事。” 　

《纪实》 乔德龙 作

    “我自画我画”

    中国传统文化讲究“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的人生意境。倘若说移居海南，是乔先生的“知进”，2001年退休后当起“隐士”从事书画学问，这便是“知退”了。那时他恰好六十而耳顺，这一隐便是十年。甚至有人说他回老家贵州了，乔德龙相信“久伏者必高飞”：“一个画家在经历了众多的人生历练和体验之后，潜下心来思考揣摩，会让自己的艺术达到更高一层的境界。衰年变法十年，终得白石老人。”原来，国画大师齐白石在60岁时迁居北京后，以卖画谋生。由于当时他的画风冷逸，不为时人喜爱，画作少人问津。在生存需要与艺术环境的双重压力下，白石老人深感只有改变画风另立门户才有出路，并开始了长达十年的“衰年变法”，逐渐形成了自己古拙、粗狂、简洁的写意风格，“于无声处听惊雷”。

    学白石老人“衰年变法”的乔老，其作品有“庙堂气”、“书卷气”、“山林气”。观其画，不仅有风流名士、得道高僧，也有朴实乡亲，或旷达洒脱、心如古井，或淳朴逼人。俗话说“丹青难写是精神”、“画鬼神易，画人难”，在人物画领域，乔老却能精准驾驭。究其原因，“其实都是画自己。”他说，画家的立足点是儒家之道，但中国的艺术精神在道、释间，苏东坡读庄而知画，黄山谷参禅而识画，讲究“游于艺”的境界：不迎合世俗中得心源，正如东坡所言，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所以当一人沉入于艺术的精神境界时，只是一个浑全之“一”，而一切皆忘，自然会忘其天下，自然也会忘记了自己平治天下的事功，一笔落纸，一以贯之，其笔墨之书写性、写意性以及画家的情操、品位自然流露其间……

    “人与人千差万别，我自画我画。为画出心中信仰，我自视为笔墨的‘殉道者’。”乔老说。（郑文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