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作《为我贵州立言——〈贵州日报〉创刊六十年抒怀》在省报刊出后，贵阳日报副刊同行来电话，希望我以老报人视角，撷取若干老照片，配以短文，为他们提供一版图说贵州解放六十年瞬间历史记忆，这当然是好主意。

　　于是，我便邀请老伙伴王正雄合作。正雄是我省新闻摄影界资深高级记者，他积藏毕生所拍大量老照片。他饶有兴味地从数以千计的老照片中，挑选十多幅，我并选摘个人若干相关旧文的片断：老照片配老文摘，希望增添读者一点“看图识字”的兴趣。

　　正如《贵阳日报》国庆特刊《甲子新中国》前言所云：“六十年，西南边陲的贵阳，……它是甲子新中国辉煌的一个缩影，”“‘六十’这个数字，被中国人赋予了特殊的含意”。如此宏大叙事，几张图片几段小文，岂能窥其万一，略取其一枝一叶，一鳞半爪耳。

　　这里，所选图文，均属陈年旧闻。改换一下当今大红大紫热闹视觉，全用黑白照片，更显历史沧桑感。其中有些照片为首次发表。盖因，惟其读懂昨天，才更能读懂今天，拥抱明天也。

1960年5月1日，周恩来总理参加贵阳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活动。陪同的有周林（左二)、伍嘉谟（左三）、苗春亭（右二）、陈璞如（右一）。

那次视察贵州，周总理提出了贵州“后来居上，大有希望”的名言。

1996年5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的胡锦涛来黔考察中，与贵州老同志会面。图为胡锦涛搀扶着年迈的红军时期贵州老同志秦天真步入会场。

　　1985年7月22日，是新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胡锦涛同志到职第一天。幽静的贵阳市广顺路17号省委常委办公小院的会议室里，胡锦涛同志在离任调京的原省委书记朱厚泽和省长王朝文的陪同下，与贵州省几大班子负责同志见面。盛夏的清晨，朝阳和煦，窗外绿荫如盖。胡锦涛同志身穿一件洁白的短袖衬衣，面带笑容，风姿英挺，进来后徐步绕场一周，王朝文把到会同志逐一介绍给他认识。然后回到马蹄形的会议桌中心位置，作到任首次讲话，话声刚开始，一位省顾委老同志热情地招呼他说：“锦涛同志，坐着说吧，坐着说。”胡锦涛同志转过脸微笑地答道：“就让我站着报个到吧！”他依然站立着，没有拿讲稿，声音洪亮，热情、平缓，发表了二十多分钟的就职讲话。……
　　——摘自2009年3月，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回忆贵州改革开放30年》：《探索乌蒙发展路》

 

1980年3月，池必卿同志在火车站参加干部扫地。

　　池必卿的作风非常深入，1980年那次到黔东南调查，我随行。不少时间住到公社里，我们随行人员常住到农家。走到哪里，严禁事先通知干部迎接。有一次到黎平县尚重公社，临时找不到基层同志，便在场坝上一家小饭店用餐，条件极差，他与我们一道坐小矮凳，围矮圆桌吃饭，苍蝇飞来飞去，池若无其事，和我们有说有笑，吃完了这顿饭。整整一个月里，没吃过一次宴请。走到每处，都由秘书开饭钱。当时情景，回想起来，真有隔世之感。
　　——摘自2008年7月人民出版社出版《怀念池必卿》：《省报总编辑眼中的省委书记》

 

    一九五八年正在建设中的贵阳朝阳桥。

贵阳未用煤气前，长期用煤巴。这是1987年大雪天雪中送煤。

　　解放前的贵阳，狭小破败。我从老远的东南海滨福州来贵阳，刚到那天，阴雨绵绵，春寒料峭。一下长途汽车，两脚落地，遍地泥水，出客车站四望，天空与市景灰蒙蒙一片，街道两边房屋，又旧又矮。我和母亲、庄妹三人，雇一辆马车，木制车厢又脏又窄，土红色的木板油漆斑驳脱落，沿途泥水四溅，马粪撒地，出六广门，举眼一片菜地，远近垒垒白坟，盐务新村口（即今盐务街），运盐的卡车、马驮子挤成一团，一群穷汉子穷孩子争先恐后在盐仓面前抢扫散落地上的碎盐……
　　——摘自2009年9月5日贵阳日报《风雨故人喜晚晴》

 

解放初期农民用龙骨车抗旱。

1958年土法炼铝在贵阳白云区现场表演（今现代化贵铝厂址）。

　　贵阳热闹起来了。从北京、东北、西安、武汉、上海，川流不息地来了许多客人，帮助我们调查论证，设计工厂。前不久，记者在好几个工厂都碰见过这些夹着大皮包忙碌的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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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太慈桥到花溪，公路两旁绿柳成荫，麦田呈现一片金黄。这条通向风景区的古老公路，已经不像往年那样恬静。卡车扬起一阵阵灰沙，运载着砖瓦、木材、砂石，往来奔驰。板车、马车、驮马更是络绎不绝。小溪上，一架十八世纪的“自动化”竹水车，按着老规矩徐徐地转动，对岸山脚下，一架现代化的塔式起重机耸入云霄，正好凌空向这古老的水车俯视。从中曹司沿着一条乡间小路到小河区，那里尽是一大片田坝。田坝上测量队的小红旗迎风飘动，工业学校的青年教师正在这里帮助新工厂测量地形。陌生人在布依族的寨子门口挂上了一块油漆方干的“贵阳电机制造厂筹建处”的木牌。从甘荫塘到中曹司，这一带古朴农村充满了即将开发的景象。不久的将来，重型机械厂、车床制造厂、电机厂、铸造厂、电线厂等一共二十多个机械工厂都要在这一带兴建……
　　——摘自1958年5月1日贵州日报：《春色满山城》

 

1958年12月26日，黔桂铁路通车，火车首次开抵贵阳。

　　1911年6月沈瑜庆当上了贵州末任巡抚。他给我们留下了一篇精彩文字：《奏清饬部拨款兴筑贵渝铁路》。这个奏折发出十多天，便爆发了武昌起义，他的建议还没有上达朝廷，便胎死腹中了。清末兴修贵州铁路倡议的余波延至民国初年。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5月21日《贵州公报》第一版有一“社说”《即今社论》，题为《论欲富贵州宜先筑铁路》。文称：“吾将拭目以望焉”。这篇“社说”所“拭目以望”的贵州铁路，望穿秋水，望了半个世纪，总不见“伊人倩影”……1958年12月26日，贵州日报第一版报道“黔桂铁路货运列车来到贵阳”。当时主持铁路建设工程的贵州老同志秦天真写了《迎火车，话今昔》一文，在二版发表，贵州从清末迎了半个世纪的火车终于跚跚开至省城了。
　　——摘自2001年9月人民出版社出版《贵州开发史话》：《胎死腹中的清末贵州铁路》

 

1958年贵阳电厂全景。

　　我的岳父电力专家杨家禄的103岁年轮中间，划了一道分界线：前半生52年，生活在旧中国；后半生51年，生活在新中国。这是一个值得解读的个案，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与风云激荡的20世纪共命运的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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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8年抗日初期，他从江苏辗转来贵阳，任贵阳新电厂工务长（即今称总工程师）。当时经贵州省长吴鼎昌与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翁文灏、中央资源委员会副委员长钱昌照商请，从湖南拆运来了一台320千瓦发电机，直到1947年沾了所谓“美援”的光，得一新设备，也不过区区1000千瓦。一省之电力技术权威，所管的电力还不如今天农民土技师办的村级小电站！论资历和环境，杨家禄曾在南京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任设计委员，先后结识了钱昌照、严济慈等名人。然而，国运如斯，一身本领也只能“牛刀杀鸡”。这是旧中国工业史的悲哀，也是中国第一代工程技术界的悲哀！
　　——摘自1999年9月6日贵州日报《盛世人瑞》

　　（刘学洙  文/王正雄  图）